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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的9月3日胜利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黄河大合唱》之“保卫黄河”的高亢旋律回响在天安门广场。于此前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发出了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的正义声音。
在9月3日的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厅，俄罗斯国立模范交响合唱团和广州艺铭合唱团及众多优秀演员一起，用中文联袂震撼奉上《黄河大合唱》。1955年，就是在这座顶级音乐殿堂，《黄河大合唱》苏联首演，只是，当时用的是俄文。70年后，两国演员用中文倾情演绎，我使馆称，这一刻创造了历史。音乐会总策划、华裔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研究著名学者左贞观说，他实现了心中夙愿。
《黄河大合唱》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冼星海横跨世界的人生，书写了民族命运和精神的交响，也书写了人类命运和精神的交响。就在左贞观紧锣密鼓筹备音乐会时，我们也开启了寻访冼星海足迹的跨国旅程。
延安：激情燃烧的岁月
追寻冼星海足迹，寻找《黄河大合唱》的来路，海河传媒中心记者来到了延安，来到了壶口。
黄河进入壶口，河道陡然收束，滚滚河水以雷霆万钧的炸裂之势咆哮而下。7月初，正值黄河丰水期，站在壶口瀑布延安宜川一侧岸线，中华民族母亲河的磅礴伟力和动人心魄扑面而来。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哪一位华夏儿女，不是从小听着《保卫黄河》长大的！在黄河壶口瀑布，记者随机采访了不下20位游客，“看到眼前景象能想到哪位音乐家和他的什么作品？”“冼星海《黄河大合唱》！”面对提问，受访者几乎都是毫不迟疑，脱口而出。
陕西壶口瀑布工作人员张敏告诉记者，壶口瀑布可以说是《黄河大合唱》第一灵感诞生地。抗战爆发，诗人光未然途经此地，看到了船工和黄河惊涛搏斗的景象，心潮澎湃激发灵感，创作出朗诵长诗《黄河吟》。冼星海在听了这位老搭档激情豪迈的朗诵后，紧握诗稿，“我有把握把它谱好！”
今年是冼星海诞辰120周年。1905年，冼星海出生在澳门一艘破烂的渔船里。小时候，母亲经常给他唱粤语民歌《顶硬上》，“顶硬上，铜打肺，立定心肠去捱世”。这首船工的劳动号子，成为他生命中第一堂“音乐课”，也塑造了他坚韧不拔的品格。以后的岁月里，冼星海八方求索、刻苦勤奋，先后辗转南洋、广州、北京、上海和法国巴黎。凭借不屈不挠的精神，获得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荣誉奖项。学成回到祖国，冼星海没有想到自己的荣华富贵，而是自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救国军歌》《在太行山上》等歌曲。1938年10月，他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
他说的“把握”，指他自身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联系之紧，他的思想情感与激越的音符联系之紧。六天六夜，在延安鲁艺东山窑洞的微光下，冼星海以如痴如狂的状态，一气呵成创作出包括“黄河颂”“保卫黄河”等八个乐章在内的《黄河大合唱》。此后的一年多，作品在延安公演多次，身为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亲自指挥排练，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观看演出后连声夸“好”。
《黄河大合唱》对于中国人有着怎样的意义？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萨克斯演奏家王有为解读道，冼星海的音乐属于民族危难时代的最强音，《黄河大合唱》采用了交响乐和合唱的形式，融汇了船工号子、民间曲调等民族音乐元素，既有西方音乐宏伟的结构和震撼力，也有东方的韵味和民族的亲切感。
“可以说《黄河大合唱》是为中华民族‘定做’的这么一部音乐巨著。它用音乐塑造了一个咆哮的、奔腾的、不屈的黄河。这里的黄河既是自然的，更是民族的、精神的，作品超越了简单的战歌，升华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腾，其震撼力是直击灵魂深处的。”王有为表示。
《黄河大合唱》毫无疑问是冼星海音乐成就的最高峰。从1938年10月到1940年5月，冼星海在延安的时间只有一年半，但这里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代浪潮，有军民艰苦奋斗搞生产、干革命的火热实践，有奔流不息、滋养生命的滚滚黄河，当然，更有他本人和诗人光未然的才思情怀。这一切，让《黄河大合唱》诞生在延安。
在延安文艺纪念馆，一位中央音乐学院教师参观冼星海章节时说，如果可以穿越，他想回到（延安时期）那个年代，“为国家做点事”。
莫斯科：在苏联最幸福的半年
8月，海河传媒中心记者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地铁绿线Сокол站2号出口，已经八旬高龄的左贞观步伐轻快地来迎接记者，他的工作室，就在地铁站旁的一个小区。这里距莫斯科市中心约10公里，楼宇富有年代和历史的厚重感，每个角落都收拾得干净整洁。
在工作室，左贞观向记者讲起了冼星海的五年苏联时光。
1940年5月，冼星海化名“黄训”，和电影导演袁牧之一起赴苏联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制作配乐和后期，几经周折，他们在当年年底抵达莫斯科。谁也不曾想到，这次出国，冼星海竟再也未能回到心爱的祖国。
少为外界知晓的是，冼星海和袁牧之等艺术家启程前，毛泽东主席曾亲自在杨家岭住所为之饯行，还特意让工作人员去老乡家买了一只鸡。当晚，冼星海携爱人钱韵玲和几个月大的女儿一同前往。席间，毛主席除了关于纪录片后期制作的工作外，还特别交代冼星海要多考察苏联音乐和当地民族文化，为中国革命艺术创作提供借鉴。
在莫斯科，冼星海一边做影片配乐，一边深入研究苏联音乐，丰富自己的创作，同时对《黄河大合唱》进行交响化改造，创作《民族解放交响乐》等作品。他和很多苏联著名音乐家交往，自己的作品也逐渐被苏联音乐界知晓。关于冼星海这一时期的经历，左贞观做了大量基础性研究，他曾跑到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找到了很多珍贵的书信和乐谱。
苏联音乐界有一个作品讨论会的传统，左贞观就曾于20世纪70年代出席过音乐巨匠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讨论会。冼星海到苏联后，逐渐受到苏联音乐界的关注。1941年上半年，他的作品讨论会举行，出席者有卡巴列夫斯基、格里埃尔、穆拉杰里等大家，冼星海作了自我介绍并自弹自唱《黄河》。苏联作曲家协会领导人穆拉杰里称赞冼星海“胸有成竹地使用复调手法克服了中国调式的关闭性”，描绘出中国母亲河的形象。
对于冼星海在莫斯科的这半年多时光，王有为表示，他是战争时代的友谊桥梁，通过音乐，让外界看到、了解了正在浴血奋战的中华民族，“冼星海算得上是音乐外交的早期实践者。”
“冼星海在莫斯科的这一段时光是幸福的。”左贞观总结道。可惜，这种“幸福”被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的战火所打断。卫国战争爆发，冼星海等人不得不回国，一行十余人，大概率是乘坐着苏联向后方转移的火车，在兵荒马乱中来到蒙古的乌兰巴托，但因为日军封锁了中蒙边境，新疆又有敌对军阀势力阻挠，他们无奈滞留乌兰巴托长达一年有余。
“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滞留乌兰巴托的他们开始做出不同的抉择。其中，参加过平型关战役的李天佑和特科战线的李士英决定向西绕过日军封锁线，步行穿越沙漠戈壁，誓回延安，二人也确实于1944年春回到了延安。而冼星海和袁牧之等人，则于1942年底辗转抵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期待局势好转后再从新疆回陕北。
阿拉木图：漂泊中的苦难与温情
1988年，43岁的左贞观曾飞到阿拉木图，采访冼星海生前的同事、朋友。说起和冼星海研究的“缘分”，左贞观有一段自己的故事。他出生在上海，1961年到苏联生活，学习音乐和作曲，后来加入了苏联作曲家协会。20世纪80年代，我使馆向苏联作曲家协会求助，希望协助搜集冼星海在苏联期间的详细经历，协会负责人找到了左贞观。“你知道冼星海吗？”“我怎么会不知道冼星海，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我是听着他的《黄河大合唱》长大的！”左贞观回答。
左贞观当时已在苏联生活近30年，但祖国始终在他心中，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在苏联漂泊多年，和冼星海又是音乐“同行”，一听说请求协助寻访冼星海的经历，左贞观一口答应下来，此后几十年，他执着地把这项工作当成了自己的事业。
“阿拉木图的意思是苹果之父，我想冼星海在阿拉木图的时候一定很喜欢那里的苹果。”左贞观笑着说。
沿着两代音乐家的足迹，海河传媒中心记者来到了阿拉木图。站在舍甫琴科大街沿线一处静谧的绿地公园，记者的思绪回到了80多年前，当年，冼星海和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曾住在这里。在城市化的浪潮中，这里拆迁后改造成了绿地，当年的旧屋已难寻踪迹。不过，就在冼星海住所原址七八公里之外的地方，有两条平行的街道，分别以冼星海和拜卡达莫夫的名字命名，人们没有忘记他们。
到了阿拉木图的冼星海，生活很快陷入窘境，于是便有了广为知晓的情节：无家可归的他独自一人挎着小提琴，徘徊在剧院走廊，拜卡达莫夫把他带回家中安顿，接下来便是两位音乐家交往的故事。
左贞观1988年到阿拉木图寻访时，拜卡达莫夫已经去世多年，这样一来，冼星海在阿拉木图期间经历最重要的讲述者便成了达娜什，也就是拜卡达莫夫的姐姐。当时，拜卡达莫夫家里已经收留了另一位流浪的音乐家，家中拥挤，只能让冼星海住在姐姐达娜什家里。
“我到阿拉木图的时候，达娜什也已经是一位老太太。但是她把冼星海的事讲得特别生动，绘声绘色，让人印象深刻。”左贞观表示，这些珍贵的资料，他都用录音机录了下来。
战时的苏联实行食品定额配给制，每家每天只能分到一点点黑面包。在饥饿的驱使下，冼星海卖掉了自己的一床棉被去买食物，达娜什知道了很生气，把他“骂”了一顿：“自己要用的东西怎么能卖掉？”后来，冼星海还想卖掉一件毛衣，被达娜什拦住了。可当冼星海生病时，达娜什却一点也不吝惜自己的财产，那时冼星海感染了麻疹，高烧不退，她果断卖掉了自己的衣物来买药，冼星海才痊愈。
流落异国，思念家人，贫病交加，还过上了近乎“以物易物”的生活……这些没有击倒这位执着的艺术家。达娜什表示，生活很难，但她经常能在弟弟家，看到冼星海拉小提琴、拜卡达莫夫弹钢琴的场面。那个年代还能听到现场音乐，算是生活中唯一的奢侈品。
达娜什有个女儿名叫卡拉姆卡斯，当时她六七岁，已经有了很清晰的记忆。她记得冼星海总是衣装整洁，对于她这个小姑娘，他给予了父亲般的爱，有一次冬天放学回家她的脚湿透了，冼星海用胸膛给她暖脚。众所周知，冼星海离开延安时，和妻子钱韵玲的小女儿刚刚几个月大，喜爱孩子的冼星海或许是把对女儿的爱，都转移到了卡拉姆卡斯的身上。
令人遗憾的是，记者从我驻阿拉木图领事馆工作人员处获悉，卡拉姆卡斯老人已于2021年离世，和冼星海在苏联期间有过直接交集的人又少了一位。
精神力量：铭记与追寻
左贞观介绍，冼星海后来从阿拉木图去了哈萨克斯坦小城库斯塔奈，在那里的音乐馆供职。特别有幸的是，寻访期间，他曾采访到1944年前后和冼星海一起在音乐馆工作的一位冬不拉琴手，保留下很多关于冼星海的一手材料。
长期的颠沛流离透支了冼星海的身体，1945年5月回到莫斯科的他已经重病缠身，在友人的帮助下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但还是于当年10月与世长辞，年仅40岁。令人动容的一幕是，发着高烧、躺在病床上的他还忘不了让工作人员给他找来纸张，他要继续写乐谱。
在莫斯科顿斯科伊修道院，热心市民奥列格带着记者，用了半小时找到了冼星海最初安葬的那片墓“墙”（骨灰已于20世纪80年代迁回祖国）。奥列格说，这些墓地建筑有300多年的历史，安放的很多都是有一定名气的人物，冼星海被安葬在这里，是苏联人民对这位中国音乐家的怀念和敬重。左贞观表示，他1973年在莫斯科读书时，曾探访过音乐家的安息之处，其墓碑上的名字，还是从延安出发前就定下的化名“黄训”（俄文拼写Хуан Шун）。
……
“冼星海在苏联的五年，是流浪与抗争的五年，也是创作与坚守的五年，更是苦难与闪耀并存的五年。”王有为说。
整个苏联时期，他始终不忘东方战场祖国人民的浴血抗战，除了为《黄河大合唱》重新配器和写作总谱，还写出了《民族解放交响曲》《中国狂想曲》等作品。他亲历伟大的卫国战争，正像2000多名苏联飞行员在华对日作战，中国飞行员唐铎在苏联空军屡建战功，“音乐战线”的冼星海，也和苏联音乐家“并肩作战”，以音符为武器，用音乐唤起两国人民不屈的精神力量，发出抵抗侵略者的怒吼。
德军悍然入侵苏联当天，冼星海就在防空警报声中来到共产国际，“我该怎样去写一部作品来反抗德国法西斯？”“这部交响曲应该写给斯大林和苏联红军……”共产国际领导人回复道。后来，他创作出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致敬正把国家与人民“从‘黑色的奴役’中拯救解放出来”的苏联红军。
在哈萨克斯坦，冼星海把目光投向当地民族音乐，他给牧民拉小提琴，还以哈萨克民族英雄为素材创作出交响乐《阿曼盖尔德》。每逢纪念胜利的节点或一些重要外交活动，冼星海和拜卡达莫夫交往的故事，都会作为中哈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被铭记和怀念，两位音乐家的女儿，还实现了跨国“认亲”。
中哈两国音乐家也在用演出致敬冼星海，传承共同的精神力量。8月的阿拉木图，国立拜卡达莫夫合唱团总指挥德梅奥夫在指挥合唱团紧张排练，他曾率团访华演出，在武汉用中文唱响《黄河大合唱》。2023年，冼星海为哈萨克斯坦创作的《阿曼盖尔德》管弦乐版本在广东首演。
冼星海的作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民族精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交响，是中国和各国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前不久，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峰会，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现场，都回荡着这一交响持续不断的强音。
9月3日，左贞观实现了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厅用中文演出《黄河大合唱》的夙愿，他说：“音乐会非常成功，中国与俄罗斯的乐团和合唱队员表现出了高度的专业素养，出色地完成了对这部中国经典音乐作品的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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